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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出版业界的另一种危机

出版界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重要领域，曾是人们心中的“净土”。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无序操作、管理混乱、出版物良莠不齐等问题日益突出。其中，职务犯罪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净土”逐渐受到贪婪的威胁，成为个别公职人员中饱私囊的“金库”。透过近期多起发生在出版业界的职务犯罪案件，我们看到，体制、制度等方面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与漏洞，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警惕。

职务犯罪：出版业界的另一种危机

随着国家对出版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版业界面临着走向市场的生机，同时也面临着巨理瓶机大的市场风险。作为事业单位，它们背负着太多的行政、人员、社会的包袱，因而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场规则做事；作为一个以出版、印刷、销售和经营图书、音像制品的企业，它们有着盈利的诉求。在夹缝中谋求发展的出版业界面临着尴尬处境。与此同时，另一个巨大风险却在不断增大，那就是规范内部监管问题。由于监管不力，一些出版社内部人员侵吞单位资金、利润，致使一些曾经盈利的企业走向亏损，一些亏损的企业“奄奄一息”。随着出版业界进入市场程度的加深，这一领域的职务犯罪问题越来越严重。

案件之一

柴芳蓉，女，４９岁，北京原子能出版社原副社长（副局级）。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柴在负责为河南省各地出版学生教辅用书过程中，伙同该出版社原副总编兼三室主任高泽民，多次采取非法手段，将结算书款２２０余万元中的１００余万元非法占为己有。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０年，柴伙同该出版社原总编办公室副主任孔玥，采用相同手段先后将结算书款３２万余元中的１４万余元非法占有……几年来，柴芳蓉、高泽民共同贪污公款共计人民币１４７万余元；柴芳蓉个人贪污公款人民币１０万元；柴芳蓉、孔玥共同贪污公款人民币１４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贪污罪一审判处柴芳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贪污罪判处高泽民有期徒刑十五年，以贪污罪判处孔玥有期徒刑七年。

案件之二

金某，男，４９岁，某教育出版社原图书销售人员。１９９８年以来，金多次以白条的形式从客户结得现款，累计２４０余万，并从中截留５３万余元，据为己有，用于赌博挥霍。

案件之三

李某，男，３３岁，某财经出版社发行部原主任。１９９８年以来，李多次贪污、挪用公款，累计１７０余万元。

……

出版业界职务犯罪花样翻新

曾经的“净土”被污染，滋生出“罪恶之花”。纵观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特点有以下几点：

从发案领域上讲，集中在经营领域。调查表明，发生在出版业界的大量案件集中在有“资金流”的领域，如发行、销售、书号审批、合作出版等环节。

从犯罪手段上看，截留、挪用、私分、贪污是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主要手段。其中，利用小金库私分公款现象比较突出。如在柴芳蓉任职期间，她把小金库的功能“发扬光大”，并牢牢控制在手里，使小金库里源源不断地流进截留下来的钱，随心所欲地为自己“服务”。

大案数量不断增加，危害严重。就个案讲，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案件已很普遍，并有初步搭建了新材料分类体系犯罪“纪录”不断被刷新的趋势。

群体性特征明显。一些部门和单位出现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犯罪的现象，串案、窝案增多，甚至形成了有严密分工的“一条龙”犯罪集团。一案带多案，串案相连，多人相牵，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社会影响更为恶劣。

犯罪方式、影响以及危害等方面出现新特点，呈现出预谋性、隐蔽性、欺骗性。如犯罪嫌疑人金某，在犯罪前心理上、条件上作好充分准备，对客户打白条，将公款打入私人账户。职务犯罪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表现在这些犯罪分子的作秀和包装上。如高泽民虽然官居原子能出版社副总兼三室主任，但他平日衣着朴素，手里常年提着一个印着“泰山旅游”字样的尼龙袋——如此“朴素”的人居然贪污百万元之巨。

“犯罪黑数”不断加大。从司法意义上讲，“犯罪黑数”是指已经发生犯罪，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被计算到司法犯罪统计中的或未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的犯罪数。调查表明，在一些看似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出版社内部，背后都或深或浅地伴随着职务犯罪问题。

探因：土壤·机制·诱因

出版业界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上说：首先，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造成缺陷叠加这一社会矛盾，为出版业界某些公职人员提供了犯罪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旧的计划体制和新的市场体制在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同时，他们各自的缺陷叠加在一起，给经济生活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为职务犯罪提供了条件。一些公职人员趁转轨时期存在的某些缺陷，大肆收受贿赂和侵吞国家资财。

其次，社会分配制度的缺陷，是诱发出版业界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催化剂”。如上述提及案件中的主犯，都曾为出版社创造过巨大的业绩，但由于分配体制的问题，他们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为了平衡心理，补偿“分配不公”引起的个人损失，少数人便私设“小金库”，或截留货款中饱私囊。

再次，制度与监管机制不健全是出版社系统职务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除了社会大环境影响外，执行规章制度不严，管理有疏漏，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案发单条纹围巾位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给犯罪分子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变相助长了犯罪：一是出版社领导和主管部门对内部人员缺乏有效教育与管理，看业务能力、经济效益和利润收入的多，而在教育、管理上措施不严，监督不力；二是财务制度的管理不规范和出版环节中的漏洞较多，特别是缺少制约监督。如犯罪嫌疑人金某在工作中，一人负责东北地区的图书发行，发多少，货款何时回，回到哪里，出版社没有相应的监管。

从职务犯罪主体方面分析，发案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贪婪是一切贪利性犯罪的共有心态，是贪污等职务犯罪的共同心理，是走向犯罪道路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贪婪心理的人，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铤而走险，甚至冒着生命的代价，肆意收受贿赂、挪用侵吞公款。如金某疯狂地贪污、挪用巨额公款用于个人挥霍、赌博。

二是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自认为作案手段高明，攻守同盟牢固，不会被发现加工较复杂，而且认为比自己“拿”得多的人很多也没被怎么样，于是贪欲不断膨胀。如柴芳蓉是在高泽民多肉丸机次这5个厂商占到了2013年市场总量的50%说“你放心，没事”，她也相信只要做得天衣无缝就会没事，加上她自认为身份特殊，见多识广，“保护伞”厚，且行为隐蔽、方法巧妙、赃证匿藏天衣无缝，相信高泽民、孔玥不会出卖自己，在自信能侥幸过关的情况下走上犯罪道路。

三是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出版业界从业人员在社会分配拉开差距的情况下，看到别人待遇比自己高，住房比自己好，或者原来的下级各方面都超过自己，或者看到才华、能力比自己差的人发了财，便产生不平衡的补偿心理。有些公职人员在犯罪的最初阶段，不具有利用职务非法谋利的积极性、主动性，而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当陷入犯罪的泥潭时，错误地认为这是对自己工作多年的补偿。像高泽民，他认为自己为党工作了几十年，没功劳也有苦劳，过去收入少吃了亏，临近退休就该捞一把，为晚年留条“后路”，也算是对过去的补偿。而柴芳蓉随着出版手工刨社的业务越做越大，返利也越来越多，思想越来越偏激，金钱的欲望与心理不平衡互相交织，愈发地促使她见钱眼开，能捞则捞，并且多多益善。

四是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拥有实权的某些公职人员爱慕虚荣，一心追求个人享乐，被金钱、人情和关系所包围，成为“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他们思想上逐渐放松了警惕，当染上黄、赌、毒恶习入不敷出后，便将罪恶之手伸向公款。比如金某本来就好赌，屡屡把罪恶之手伸向国家和集体财产，结果赌注越下越大，越赌越输，公款也被越吞越多。

铲除“净土”上的“罪恶之花”

如何预防和遏制出版业界的职务犯罪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与管理，构筑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防线。出版社要开展经常性的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廉政教育，利用正反典型案例增强员工抵御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让员工了解出版法律法规，进一步增强遵纪守法和按章操作的自觉性，自觉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建立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把业务工作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防范职务犯罪风险与加强党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譬如，出版社实施了承包制，就要建立和健全追究制，把奖惩结合起来；同时确定风险与内控管理重点，建立经营、会计结算、现金出纳，以及计算机管理等方面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各部门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做到责、权、利分明。

第三，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特别是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分配机制。职业声望和收入地位发生严重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序列的混乱和异常，反映了当前收入分配体制的不尽合理。这种混乱和异常，造成了人们某些价值观念上的困惑，也是使得一部分人试图通过不正当的社会行为来满足对社会地位的追求的社会和心理诱因。因此，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同时，要注意理顺分配关系，建立合理的薪酬保障机制，消除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导致问题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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